经济观察网 宋笛 杜涛 田进/文过去的一周或许会在中国宏观调控历史上留下一笔。一次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释放了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转向的信号。
一
9月23日周一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挂出了一则采访通知，称将于一天后上午9时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会将请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云泽、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吴清介绍金融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这则通知没有引起太多关注，只有几个转载快讯的网站转载了这一通知。
9月23日前的一周，中国股市颓靡依旧。当周周三，沪股跌至2689点，这是仅次于今年2月2635点的第二低。2024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延续了2023年四季度的增速，实现了5%的季度增长。但进入二季度，消费、投资增速均出现承压情况，部分一线城市社零总额罕见转负，一些高频数据显示三季度经济增速也面临挑战，普遍预测在4.6%—4.8%之间，也意味着全年经济增长目标也受到了挑战。股市也从5月开始一路下跌。
9月23日当日，沪指略略一动，小幅上涨0.44%，报收2748.92点。
一天后，9月24日上午9点，发布会如期召开，潘功胜用了3分56秒做了开场，简述了央行过去三季度的工作，停顿两秒后，潘功胜说：“借助今天的新闻发布会，我宣布下述几项政策”。
被潘功胜抛出的是一揽子的货币政策：降准、降息、降存量房贷利率、降首付、降首付比例、设立新的工具支持股市等。
政策指向了三个目标：稳增长、稳房价、稳股市。
A股略微迟疑后，就在当天上午11点左右迎来第一轮暴涨，下午一开盘，A股迎来第二轮暴涨，全天沪指上涨4.15%，收复2800点，创2020年7月以来单日最高涨幅。
9月25日，市场略微回调。
9月26日下午1点左右，新华社报道称，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6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一步经济工作。
中央政治局会议认为，“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经济的基本面及市场广阔、经济韧性强、潜力大等有利条件并未改变”，但也指出“当前经济运行出现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要求“全面客观冷静看待当前经济形势，正视困难、坚定信心，切实增强做好经济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提出要“要加大财政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保证必要的财政支出”，“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要努力提振资本市场”等。
中央政治局会议一般每月召开一次，其中与经济相关的会议主要在4月、7月和12月，三次会议分别部署开年后、下半年和来年的经济工作。少数年份，比如2016年和2018年，10月的会议也可能不定期涉及经济主题。今年没有等到10月份，而是提前在9月会议中分析研究了当前经济形势。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说：“这突出反映了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和宏观政策的重视程度。”
9月26日午间，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信息发布后，A股再次迎来大涨，上证指数全天上涨3.61%，继6月21日以来，首次回到3000点大关。
当晚8时，中央金融办、证监会联合印发《关于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建立健全保险资金、各类养老金等中长期资金的三年以上长周期考核机制”。中国人民银行召开视频会议的消息紧接着发布，会议提出要贯彻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全力推进金融增量政策举措加快落地。
9月27日，A股继续上攻，沪指收盘3087.53点。
一周间，沪指上涨350.72点，涨幅超12%，上一次一周内出现如此大的涨幅还是2008年。
二
中国经济出现了什么新的情况和问题？
罗志恒说，进入今年二季度以来，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总需求不足、市场主体信心和预期不振、房地产和资本市场低迷。当前经济的主要矛盾是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引发的供需失衡，继而导致经济实际增速与名义增速的背离、宏观数据与微观感受的背离，对预期和信心、消费和投资的有效提振产生了一定影响。
2024年中国一季度经济增速为5%，二季度为4.7%。中泰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说：“目前，三季度的经济数据虽然还未披露，但从市场预测来看，可能要比二季度更弱一点。”市场普遍预测三季度经济增速为4.6%—4.8%，李迅雷预测大约在4.7%。
启铼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说新情况和新问题主要体现在国内和国际环境两方面正在发生的边际变化：一方面，国内经济动能放缓；另一方面，全球央行降息，提供了政策宽松空间。
李迅雷表示，如果三季度比二季度更弱，就需要采取措施应对，因为今年年初定的GDP增长目标为5%。如果在三季度末出台政策，四季度还有执行的时间，经济就有进一步向好的空间。此外，国庆前也是一个释放积极信号，扭转预期的好时机。
李迅雷预计，在政策落地后，四季度经济增速有望达到4.9%，这样就可以完成全年5%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
本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及“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7月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坚定不移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疫情后的中国经济开始频现这种季度间的波动，这让很多习惯了高增长和稳定增长的研究者感到陌生。
2022年末，随着防疫政策的调整，经济开始步入新冠疫情后的恢复时期。
2023年一季度的经济增长实现了“开门红”。该年4月份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得到缓解，经济增长好于预期”。
这一情况在2023年二季度出现了变化，消费、投资数据承压的情况开始出现。7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当前经济运行面临新的困难挑战，主要是国内需求不足，一些企业经营困难，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并指出“经济恢复是一个波浪式发展、曲折式前进的过程”。
三季度经济压力进一步加大，四季度出现回暖迹象，最终达成了2023年5%的经济增长目标。
粤开证券在研报中复盘时分析，2023年中国经济运行是一波三折的恢复，一季度开门红、二季度有下行压力、三季度逐步恢复，四季度略有回落……通胀和资产价格低迷是拖累2023年经济的重要因素。相应地，若2024年通胀和资产价格企稳回升，也将成为2024年经济的重要助力。
2024年初，政策对经济增长困难做了充分准备。202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我国发展面临的环境仍是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有利条件强于不利因素”，“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充分准备”。
202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还专门对5%的经济增长目标作出解释，“提出上述预期目标，综合考虑了国内外形势和各方面因素，兼顾了需要和可能”，并强调了“实现今年预期目标并非易事，需要政策聚焦发力、工作加倍努力、各方面齐心协力”。
在2024年7月和9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中，也频频出现对经济形势的新判断。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当前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增多，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经济运行出现分化，重点领域风险隐患仍然较多，新旧动能转换存在阵痛”，并指出这些是“发展中、转型中的问题”。
潘向东说，2023年至今，国内经济不断回落，有效需求不足，物价低位运行，特别是今年以来经济呈现分化格局：一是外需好于内需，相较去年同期，出口的改善幅度显著强于进口和社零；二是供给与需求的分化。
李迅雷说，中国正在经历房地产周期调整的影响，房地产周期的下行放大了此前经济中的一些结构性问题。
他说，一旦房地产步入长期的下行周期，房地产销售面积下降，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下降，政府土地出让金收入下降，使得广义财政收入下降，进而影响财政支出的增长。同时，金融收缩和实体经济收缩也将同时发生，在乘数效应的共振下，其拖累经济的势头很难遏制住，除非采取超常规的举措。
三
央行出台的政策被形容成“三支箭”。“第一支箭”射向货币市场。降准0.5个百分点，向金融市场提供长期流动性约1万亿元，同时预告年内二次降准0.25—0.5个百分点的可能性；二是将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下调20bp，从1.7%下调到1.5%，MLF利率下调30bp至2.0%，LPR和存款利率下调20—25bp。“第二支箭”射向房地产市场。一是降低存量房贷利率至新发放贷款利率附近，预计平均降幅大约0.5个百分点；二是降低二套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至15%（此前为25%），统一首套房和二套房的房贷最低首付比例；三是优化保障性住房再贷款政策，此前创设的3000亿元保障性住房再贷款中的央行资金支持比例将由60%提高至100%；四是支持收购房企存量土地。五是房企存量融资展期、经营性物业贷款等阶段性政策延期至2026年底。“第三支箭”射向资本市场。创设新的货币政策工具，包括创设证券、基金、保险公司互换便利，支持符合条件的证券、基金、保险公司通过资产质押，从中央银行获取流动性，首期互换便利操作规模5000亿元，未来可视情况扩大规模。同时创设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首期规模3000亿元；二是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包括大力发展权益类公募基金、完善“长钱长投”的制度环境、持续改善资本市场生态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说，央行货币政策的方向是对的，但受到各种客观条件限制，只能一步步来做，不能苛求更多。现在启动经济的关键还是财政政策。“一子落而满盘活”，必须显著加大财政的扩张力度。
在金融政策数箭并发后，普遍认为该到财政政策登场之时。
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加大财政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保证必要的财政支出，切实做好基层“三保”工作；要发行使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
9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提及国债收益率水平下行时也表示：“国债收益率水平是市场化形成的结果，人民银行尊重市场作用，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营造了良好的货币环境。”
财政政策如何发力？罗志恒提供了三方面的建议：
一是研究追加财政赤字增发国债，弥补因土地出让收入及其他收入减少而出现的财政收入缺口，提高财政支出速度，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增发的国债可以用于支持部分财政压力较大的地方政府缓解流动性风险，可以给近年来毕业但尚未就业的大学毕业生、失业人员，以及城乡中低收入人群发放部分补贴，可以提前储备“十五五”规划的重大项目等。
二是加快专项债发行进度，一方面放宽专项债的使用范围，另一方面考虑将部分专项债额度调整为一般债。
三是优化“化债”政策，推动地方政府从应急状态回归常态。比如对于当前部分地方政府化债压力较大，可以考虑采取中央发行国债转贷地方、政策性金融机构给地方政府发放贷款、继续发行特殊再融资债券等三种方式缓解地方财政压力，避免出现流动性风险，确保“三保”支出，以时间换空间。
几天前，李迅雷重新谈到他的“每年发行五万亿元特别国债，连续发行十年”的建议，他对经济观察网预计，财政政策可能很难达到他建议的规模。在李迅雷的“五万亿特别国债建议”中提到，增发的国债里，两万亿用来置换地方隐性债务，三万亿用于民生，应该继续提升消费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拉动作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认为目前需要在公共产品建设方面发力。这些公共产品建设项目的重点不是投资回报率，而是关注为广大人民群众带来高质量使用价值。例如中国水网、防洪减灾等大型水利设施建设，高标准农田建设，城市管网向地下综合管廊体系升级等。
张立群说：“在市场需求收缩和项目投资回报不佳时，只有政府公共产品可以在这时发力。”
尽管财政政策还没有落地，钱应该怎么花，是应该交给政府来做投资，还是应该交给居民拉动消费，在这一点上，中国经济研究者已经出现了巨大的分歧。
但共识是：财政政策应该发力，而且应该主要由中央财政发力。
一些研究者从已经出台的政策中嗅到了刺激性政策的味道，这可能意味着宏观政策的转向。自“四万亿”后，中国就再也没有推出过真正的刺激性政策。
余永定说，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适时退出刺激政策，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可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就不是“刺激性政策”，最多是一个中性，甚至是中性偏紧的政策。但从2013年开始，这个表述基本就是我们宏观政策的总基调，这么多年基本没变过。
余永定说：“在面临‘准通缩’压力的时期，需要调整宏观政策思路。”
另一位经济研究者说现在显然是新一轮宏观政策转向，也是疫情冲击后最大政策调整，但性质可能更为深刻。
四
张立群说，过去十几年，中国经济处于复杂变化阶段，包括从高增长转向高质量，围绕高质量经济增长进行了许多探索。但在此过程中，各方对于调控宏观经济总量失衡以及失衡发展带来的经济增速下降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2012年，中国开始退出刺激性政策，进入“三期叠加”的新阶段，经济增速也从高增长逐步步入中低增长阶段。
目前困扰中国经济的总需求不足也早可以在中国经济中窥见痕迹：2012年3月开始，中国PPI连续54个月负增长，该年5月CPI增速破3%，2014年底破2%，并在大部分时间都维持在2%以下，直至2019年才重回增长轨道，但在疫情后，又进入持续下行的轨道。
部分国家会将CPI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之一，当CPI持续低于2%，就会实行扩张性政策。
张立群说：“有很多学派和观点，从不同角度支持我们要容忍经济增速下降和需求收缩的发展。比如供给学派、生产函数方法测算投入产出、资本投入产出率下降和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等等。这些观点认为当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后，经济增速会普遍下降等。”
余永定说，宏观政策的目标过多了。名义上，我们宏观政策的目标至少有四个，包括经济增长、就业、物价稳定、汇率稳定，可能还要考虑到产能问题、房地产市场波动。
张立群说，2019年的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提出，要注意经济下行压力。2020年4月17日，中央政治局提出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这意味着政策已经开始关注需求不足的问题。然而三年疫情导致许多政策的推出被延迟。
张立群说，需求收缩和宏观经济总量失衡问题，已经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发展。这是一个自我加速的过程，经济增速下降会导致收入增速下降，再导致需求增速下降，进而导致需求收缩进一步发展。“一旦经济增速降至6%以下，收缩强度将明显提高。企业、财政和居民都没有资金，更没有能力花钱。各方面越是没有资金，企业就越没有需求和订单，会变得越谨慎，越陷入困境”。
1998年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经历的一道关口。在这一年，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经济结构矛盾突出、部分国有企业经营困难，经过一系列壮士断腕式的改革，中国经济挺过重重困难，实现了7.8%的增速，几乎达到了年初制定的8%经济增速的目标。
2008年，中国经济又迎来了一个关口，在这一年，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和影响的扩散，四季度中国经济出现断崖式下跌，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也从控制高通胀转向了稳定经济增长。随着2009年“四万亿”政策的出台，中国经济实现了10%以上的增长，为全球经济做出了重大贡献。
张立群说，针对当前形势，中国经济已经到了从过去十几年增速持续下行转向经济增速持续回升的新周期重要拐点。这个拐点对高质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至关重要。
他认为这一轮逆周期刺激政策规模应该足够大。“四万亿”计划占到当年GDP的10%以上（2009年中国名义GDP为35万亿元左右）——因为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的配套，实际刺激规模远高于四万亿。而去年名义GDP是126万亿元，以此计算，刺激政策的规模应该在10万亿以上的级别。